编者按：弗朗索瓦兹·多尔多（1908－1988），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医生和心理分析专家。早年曾是儿科医生，后专门致力于儿童心理分析研究。她拥有丰富的儿童心理分析实践经验，曾在电台做过系列讲座，并为儿科医生、护士、社会工作者、孩子的父母亲以及心理分析医生们做过大量的讲座，为在法国普及儿童心理分析的有关知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1979年她开设了“绿房子”诊所。她的主要著作有：《心理分析与儿科学》、《多米尼克病例》、《一切都是语言》等等。本文节选于弗朗索瓦兹·多尔多《一切都是语言》一书。
人类的一切无时不在与象征功能发生着作用，这种作用非常之奇特，当它出现不正常的时候，甚至会导致人类出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患者。看过下文，您就会知道为什么。
一个过于独处而又早熟的孩子，很早就需要与人交往。然而，他的象征功能此时却无用武之地，就像消化功能需要消化对象一样，他需要一些因素来感知，但这些因素应该对他人同样具有意义，他也将其作为感知的因素。例如，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孩子，无论把他放在阳台上，花园里，还是田野间，都可以。但是，作为补偿，必须得有人花很多时间陪他玩耍，哪怕是和母亲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的互相吵闹。否则，会发生什么问题呢？“这是个乖孩子，他不打扰我们。”于是，他就被这样放在摇篮里呆上一年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他甚至连奶瓶也不吵着要，给他，他就拿着。这些孩子对食物来者不拒，给什么就吃什么，对他们来说，什么都一样。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构的生活之中以至于和人类不再有任何关系，他们的语言脱离了人类的语言。
但是，假如有一只鸟飞过，在鸟儿嘁喳鸣叫的同时，他们摇篮上的帷纱也在晃动，而此时，他们的身体内部发生一阵绞痛，发出一阵肠鸣，这三种感觉交汇在一起，就是说鸟儿和帷纱加在一起，就是他们的肚子所讲的话。于是，腹部感到的这一阵疼痛，便成为鸟儿鸣叫和帷纱随风飘动这两种现象相遇的表示符号。许许多多外界和身体内部的现象同时发生，这些巧遇便起到了语言符号的作用，而这些符号仅仅对他们自己具有语言意义。
这些患有强迫症的孩子，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，就像一个母亲每天从早到晚用缝纫机做马甲一样：她的脚这么踏着，机器的轮子这样转动着，地上堆积的马甲也越来越多。每星期六，孩子和母亲一起去给雇用母亲干活的工厂送活，他见到的唯一的男人（这是一个小男孩），是那位付给母亲钱的先生。有了钱，回来的时候，妈妈给他买个小玩具。这一天，或是星期五或是星期六，是妈妈送活的日子。回到家里，他们这一天的甜点心也会有所改善。
我对你们讲这些，是因为这是一个被治愈的特殊的病例——通过精神分析法治疗，他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其他的情况。他能够让人们了解他的过去，他是这么聪明，却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过去是怎么样的？我把母亲找来，并和她一起攀谈起来。
去学校之前，他是个智商很高的孩子，十八个月的时候，就已经很聪明了，很早就会走了。母亲没有丈夫，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；她也没在等待什么人。或许她是个单身母亲，或许孩子的父亲死于战争，我忘记了。她同这个小男孩生活在一起，孩子完全适应这种生活，他的生活和母亲一样，像母亲那样做着事情，在家里帮妈妈干活。妈妈埋头做着马甲，做得越多，家里的钱就越多。当妈妈星期六带孩子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邻居们对她说：“您知道，您的孩子应该去学校，他和您在一起太孤独了，他很害羞”，所以，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，妈妈让他进了学校。在去学校之前，他点煤气，摆餐具，往火上放汤锅，拿面包，能帮妈妈做的事情都做了。做完这些小家务活，他就坐在小椅子上看妈妈干活，马甲越做越多，在缝纫机旁堆积着，也在他的机器旁堆积着。妈妈不时地看看他，他们互相笑笑。他像只小猫，走过去亲亲妈妈，然后又回到椅子上。直到妈妈让他上学校之前，他们两人过的一直是这种生活。
在学校里，他完全成了恐怖症患者。他躲在妈妈的裙子里，哭着不想去上学。老师很好，很体谅人，于是，他躲在老师的裙子里去了学校。在他的脑海中，他把老师的裙子转换成了妈妈的裙子，仅此而已。课间的时候，他不和别人接触，他害怕那些挤撞他的同学。同学们撞他也是有道理的：这人怎么不动，撞撞他或许就动了。事实上，我们也这样，手表摔坏了，拿起来使劲摇摇，其实根本无济于事。孩子们对他也采取同样的办法，他哭了，就去晃动晃动他。孩子们和我们一样，看见有个孩子坐着不动，过去撞撞他，看他有没有反应。
不幸的是，他越来越害羞，大卫（孩子的名字）掉进了狮子群，却不知如何对他们讲话。他越来越能忍受；既然妈妈要他上学，他便去上学；一天到晚沉默寡言，就像人们说的，他“溜号”了。他不再听讲，学习落后，只好又回到家里。
他回到家里呆了几个月。之后，又来到一个据说专为不适应上学的孩子开设的寄宿学校。结果，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当时他七岁，他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，成了完全封闭式的孩子，神情呆滞而悲伤；对妈妈都不再温柔。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就像宇航员与地球失去了联络，在天空无休止地转来转去，直到精神崩溃死去为止。
通过向母亲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，透过每次和他讲话、他表现的那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，通过他把缝纫机理解为父亲这件事，我们终于搞清楚了，他是在扮演父亲。他用一种动作表达母亲的脚；而用另一种动作，表示缝纫机的轮子，他还用自己的方式模仿着缝纫机的声音。多亏有了这些，他才得以和母亲厮守在一起，小男孩将来才能成为母亲的主人——缝纫机，才能给母亲把钱带回来。他左手的这种来来回回（时高时低）的强制性动作，是母亲的脚；右手的转动，是机器的轮子；声音呢，是他上学之前沉浸于爱意遐想时的音响环境。他在缝纫机这一物体上寻找自我，因为缝纫机是他男性化象征功能的依托。
这完全符合男孩生长发育的规律，他首先要主宰自己，然后，再去主宰他人，而一开始他要先做母亲的主人，假如此时他没有竞争对手，没有人占据主人的位置，并同时对他说：“将来你像我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当个大人了，但此之前，你要从我这里学习怎样做男子汉，以及怎样才能把妻子留在身边。”
然而，他是从缝纫机那里学到的该如何去做。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常轨，因此，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病患者。但是，这一切完全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经过数次对他短期童年的回忆与再现，当他又找回儿时的母亲时，这个孩子欣喜若狂。这时候，他很自然地又重新回到了随地便溺的婴儿时期！他失去了幼儿时期所掌握的东西。就像他母亲所说的那样：“他没怎么给我找累受，18个月的时候，这孩子就已经很干净了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了。”
如此，他又找到了以前曾经拥有过的真正的自我。但这一阶段并不长，还应该让他明白这是对以前误入迷途的自我的修复。在关于人的问题上他有误解，他没有搞清楚，要与妈妈平安地生活，要逃出这个如此危险的小人国，缝纫机不是有资格的对话者，不是要模仿的样板。小男孩肯定把自己当成了成年人，按照他在空间里的形状，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小个子的成年人。
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搞清楚的问题是：通常，孩子不知道自己是孩子，他认为自己和与他对话的那个人是一样的。他设想自己处在一种活动之中，是这种活动随时提高着他的价值，支持着他长大成人……
照镜子的人能够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庞，看到自己的举止和形象，这种语言形式对于我们这个文明时代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其他文明时代也有同样的事情，那喀索斯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。由于仙女“回声”总是重复那喀索斯的话，那喀索斯对她产生了反感，在寻找新鲜感觉的时候，被水中自己的形象迷住，于是，便沉湎于自恋之中。
幸好，镜子不会导致自恋癖患者自残，或给他们的生命造成损伤，但是，如果像那喀索斯的故事那样，没有人回答他，只是重复他们所讲的话，而对他们的心理现象没有给予有效的心理上的响应，如果他们没有遇见一个尊重他们存在的，并且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不同愿望的他人，这种损伤就会出现。
我们和婴儿在一起时使用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他是一个很小的婴孩还是一个大孩子，语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。关键在于，要把我们感受到的真实的东西讲给他们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真实的事情，只要是真实的，而不是虚构的。
一个助产士，因为一天接生了20个孩子，已累得筋疲力尽，她厌烦极了，拖着疲倦的双腿，而此时出生的孩子又比别的孩子哭得厉害——也许他有些不安——于是，助产士对母亲说：“啊，这个孩子，她会叫您吃苦头的！啊，这个小公民啊，您看着吧，我的老朋友……”这会给母亲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很不幸的是，这也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烙印。但有时候，母亲不在现场，就不会知道这些，只有孩子一个人对听到的言语留下了印记，这好像是给他今后行为下了定义，说得更严重一点，是对他今后行为的一种诱导。
孩子要得到一个有资格的人的承认，而助产士就是一个有资格的人：是她帮助您来到人世间，是她让您度过生命中的第一道难关，使您避免了在出生时死亡的危险，终于来到人间，体验到另一种生活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因此，她讲的话也很重要，既然她有一种真实的救助行为，她的话语也是被救生命的一部分。她的话，一方面起着积极的鼓动人的作用，但从感觉作用这一角度来看，又是消极的，这就是说“这个孩子，她会叫您吃苦头的；她会令人无法忍受，您养不了她”，这就是母亲从中领会到的意思。而孩子就是为了成为这样的孩子而活着，因为这句话是在他诞生的时候、脱离危险的时候听到的，而且，她（助产士或产科医生，以权威人士出现的第一个第三者）讲的是事实。
有必要和母亲进行这样的探讨：为什么这个女人的话让她感觉是真实的？应该追溯到母亲对这个女人感情迁移的顺序上来，因为当她来的时候，助产士已经很累了，然而，她却对这位母亲很好。被这位助产士“解救”了的母亲有一种感情的正迁移或情绪矛盾的正迁移。这个助产士，因为已经被一天工作累得疲倦不堪，需要对使她劳累的人们进行小小的报复。她只是用巫师咒语般地语言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啊，您看着吧，这个孩子，她会让您吃苦头的！”就达到了报复的目的。
如果那时她不累，或许会抱起孩子，把她交给母亲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谁知道是什么结果哪？就事实而言。当我们乐观地与母子一道看待他们最早的关系时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设想，使孩子不必把助产士的嗓音当作“父亲”，因为除了母亲之外的第一个人是父亲，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（生育现场的第三者）。
然而，这个女人取代了父亲的位置。但对于孩子来说，这是一个象征父亲，是他第一个三角关系生活中的象征父亲。我们认为，在孩子来到人间时，他将听到的母亲之外的第一个声音当作父亲的声音（而这个声音却是假父亲的），这个声音对孩子今后行为的诱导有着非常深刻的、具有预言性的价值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我们进行的有关孩子的研究有着意想不到的帮助。
正像故事中经常提到的：女巫和仙女都对孩子说了些什么，这些孩子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今还有，我们在一些特别敏感的人身上能够看到这样的迹象，他们变成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困难重重，为此，他们去看精神分析专家或心理治疗医生，力图使自己被社会所接受。
但应该回顾是什么神圣的事情导致他们不被社会接受，这个神圣的事情，就是他有一个父亲并且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做。而这个“父亲”却是最初时预示不幸的助产士，她说的话被他的孩子表现出来，以此来说明自己存在的事实，而这种事实来自他出生时的最初的语言三角关系。
为什么可以说一切都是语言，这就是其中的道理。而口头语言在刚出生的人的心目中和他们的象征功能中，是最有萌生力，最有生殖力的。语言要在人体中得到发展，无论是男人，还是女人，只有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个与母亲的声音结合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声音发生关系时才能进行；另一个并不意味着总是男性，这里指的是他、他母亲和一个第三者之间的重要影响。
例如，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，孩子的父亲去世了，她正在守孝。那么，在这个孩子身上总是留有这样的印记，他的竞争对手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，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，这甚至导致他怀疑自己身体存在的事实，怀疑自己是否活着，他过着半“缺席”的生活，总用妈妈怀孕后期思念的头号人物来考证自己的存在。
这也是我们同父母一起回忆的时候发现的问题。
再比如，有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前就死去了，母亲在哀伤的同时期待着另一个孩子来代替他。这个死去的孩子并没有从此而消失，他的母亲并没有给他死去的自由。她隐隐约约地期待着，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盼望着死去的孩子，以同样的性别，在她等待的下一个孩子的身上再生。
这个孩子身上会被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，许多被我们称做精神病患者的孩子都带有类似的情感事件的印记，一旦发现问题的根源，他们的症结便迎刃而解了。
